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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龙在两会“部长通道”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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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植树节设立40周年<br/>暨2019年全民义务植树系列宣传活动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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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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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信息化 十年铸辉煌”——第六届美丽中国作品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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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刍议科研创新的规律与科研生态的构建

作者: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任院长 贾康

内容提要:基于科研的重要性,本文分析研讨科研创新可总结的五个方面的规律性特点,即其革命性作用、巨大的不确定性、共性规律外的个性规律、创新人才的关键意义,以及科研突破与“少数服从多数”和官场行政规则的不相容,进而提出了合理构建科研生态的五条基本要领。 关键词:科研创新规律;科研生态

一、关于科研创新的可总结规律

怎样看待科研创新基本规律,是一个很宏大的题目,而探讨它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认识相关规律有利于搞好科研,服务社会。我认为,至少可以从科研实践经验中提炼如下几个称得上和科研创新有关的规律性特点。

第一,科研创新一旦成功,会产生重大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这涉及认识科学技术本身的意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明:“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这个表述,我的理解与邓小平后来所强调的“第一生产力”,和现在很多企业家所推崇的“颠覆性创新”,其实讲的是一个意思。邓小平在文革中间复出以后,曾经向毛主席说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有这么一个基本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毛主席沉吟以后有个回应,说我怎么没有这个印象?现在文献里没有看到这两位领袖人物有继续的讨论,我的解读是显然他们思维的方向和重点不一样,邓小平特别希望能够务实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他意识到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科技的作用是摆在最前列重要位置的,而毛主席思维的框架中是特别强调他的那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生怕出现所谓唯生产力论,更愿意坚持那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两个领袖人物基本思路上的区别对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影响,我们已有目共睹。到了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多次强调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属性,并在1988年9月间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2]

回到学理上来说,邓小平的这个认识是不是可以确立?理论联系实际地说,它既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学说原理层面的支撑,更有大量的反复发生的实际生活现实的印证。依学术上的解说,什么叫第一生产力呢?不是在生产力传统的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上做加法,加一个第四是科技,不对,传统三要素的框架上这个科技施加上去,是个乘数,是做乘法,是放大。西方经济学者提出而被普通接受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索洛余值”,是强调比较容易量化的其他要素贡献测算以后,多出来的那一块虽然难以量化,但它里面一定是科技的作用在主导。[3]这个主导作用是革命性的,是影响整个发展潮流、影响全局的。所以,它是第一的。经济学上还有个概念,就是科技一旦成为影响社会的推动力量之后,它有“正的外部性”。一个科技成果的应用,在实际生活里如果从商业利益的角度来说,需要有一定的专利保护期,这种保护期是有利于以物质利益鼓励创新的,同时它又有限度,一般来说50年是最高限度,50年以后就变成无偿使用,即纯粹的公共产品。而在此之前,虽然有专利的保护期,其实也不能否定它还有外溢性,带来了在创新者得到收益的同时,很多方面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会受到它的助推,发展得更好,使经济更繁荣,社会更能够适合人们对于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这是首先对科研创新要提到的与它的重要性、意义相关的规律性认识,从而成为我们重视科研的学理依据。

第二,从科研创新实际面对的问题来看,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是说到它的难度了。科研创新要成功,既需要物质条件的支持,又需要人文环境的“润物细无声”式的养护。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可先从基础理论层面说起。我前些年就注意到有一位中国科学界还是很有成就的老科学家所说的一段话:他说我过去在科学界的贡献全世界都承认的,是在古地质学领域论证地中海在远古的时候曾经被蒸干,后来重新蓄上了水。这套论证全球的科学界都接受了,但是我困惑的是这样一个研究结果,和现实生活有什么关系?这一个成果出来了以后,能够说出来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吗?他接着说,我还问过丁肇中,你这么多年孜孜以求去在那个高能物理学方面追求科研创新(当然丁肇中很有活动能力,他游说各方以后以天文数字的资源,在多少年前就形成了欧洲高能物理粒子加速器的实验中心),你丁肇中这些年努力形成的结果,包括得了诺贝尔奖这样的研究成果,一两句话就可以概括出来了(是他的那个关于物理学基础理论层面的认识表述),你的这个认识和研究成果对人类社会的作用怎么体现?丁肇中回答说,我不知道。一个像样的科研成果能不能出来是不确定的,能够得出之后这样的一个科研成果它到底怎么样造福于社会公众,也是不确定的——现在没有人说得清楚丁的发现到底以后会以什么样的机制来造福于人类。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一开始说几乎全球只有十个左右的人能看懂的爱因斯坦的公式,它造成的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已世所公认,这个相对论具体的专业上的表述,我只能是按照自己看到的概念照抄,有狭义的和广义的。狭义相对论直接引出了人类社会的核能时代,而多少年以后,广义相对论,原来认为是更虚无缥缈的一种理论探索,现在却跟引力波等等的天文观察验证连在一起,越来越成为基础理论研究的热点、重点,等等。这种不确定性在实际生活中从基础理论层面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可能有很多基础理论的发现到现在还默默无闻,还不知道对人类会产生什么样的推动作用。

另一个层面,从与互联网创新相关的开发性、应用性成果来看,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电商已被称为“风口上的猪”,没有翅膀也一飞冲天了,这方面科学技术成果的研发应用,在中国本土已经产生了BAT三巨头又加上京东,但这种“风口上的猪”,成功的旁边还有很多的失败者。这些失败者在我的印象里,要比这些成功者数量大不知道多少倍。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我知道北京公主坟环岛周围的写字楼里,就有一大批市场一线的企业人士,在努力地跟着互联网做创新,是直接对市场的,但是那种创新的不确定性,就表现在那时就流行的一句话:这些公司在烧钱,在比着谁能烧出最后一个成功的结果来。我当时去看过,那些场地里,有的公司已经租了很大的营业面积,是比较标准的一个个的工位,很多员工在里面工作,在那里“烧钱”。当时互联网这个概念之下,创新最领头的企业叫“瀛海威”,现如今可能很少有人还想得起这个企业的名字了,它的领头人是一位女性企业家,虽然后来这个瀛海威公司没有多么成功,换句话说它在创业之路上与阿里巴巴比显然是失败者,但是这位企业带头人在业界里现在仍然很受尊重。大量的失败者是在马云等等成功者的旁边默默无闻的,他们面对的,就是这个“不确定性”最后的归结不是成功,而是失败。当然,这里面就有一个人文环境方面对他们怎么养护的问题,涉及的有人格尊严问题,以及社会上普遍的、带有文化特征的氛围问题——就是应如何能够容忍失败,理解失败者。不要光是天天称赞马云这样的成功者一飞冲天,那些在前面试错、开辟道路的失败者如果能够得到比较足够的人格尊重,得到容忍失败的相关的机制,从而有可能从头再来,或争取史玉柱式的东山再起,对于整个社会的意义可能更大,这是应考虑的第二个角度的规律性特征。

第三,科研创新在共性规律之外存在明显的个性规律。科研虽然存在一些共性的规律,比如前面说的两条都可算共性,但是在不同层面、不同阶段,显然还有明显不同的个性或者叫做特殊性概念下的规律性内容。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性研究、成果产业化的研发,各个层面上的规律是有个性的,于是就不能一概而论,在打造总体的支持性的科研生态概念之下,那就因此有了进一步的挑战性任务。现在决策上特别看重的供给侧的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前面的概念是供给侧改革,是解决制度环境、制度创新给出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空间的问题,跟着的具体实施中间,要设计以形成针对性的(定制化的)内容合成的有效供给体系和机制。这样一种系统工程式的任务中,需要把各种各样的个性规律充分考虑,体现在应匹配的政策体系中。显然,这从原来所讨论的“宏观调控”概念框架来说,简直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宏观调控概念下,过去被人们所推崇的是总量型的需求管理,是一个很简洁的认识框架:经济生活总体而言热度偏高了,要收缩流动性来向下降温,反之如果它的状态表现为低迷了,景气需要抬升,那么就要实行刺激政策往上升温。总量型的调控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反周期,非常简洁易懂。但到现在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光讲需求管理总量调控已经不够的时候,一系列的挑战性的问题就来了。[4]相关结构问题如此复杂,指标不可通约,怎么掌握好促使结构合理化的机制,政府和市场在这里面到底怎么样发挥各自应起到的作用,怎么优化结合,便非常复杂。原来大家都已认同的政府和市场各行其道,井水不犯河水,“让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即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终于普遍接受了,但现在为什么要把政府和市场主体又放到一起,以伙伴关系实行合作的机制来从事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新城建设和运营、国土连片开发,并作为一个创新重点呢?这在认识上是个螺旋式上升,又走到不是简单划清边界、井水不犯河水了,要一起在法治化的条件下找到一个可持续的伙伴合作运行机制,提高资源配置绩效。这是供给侧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融资模式的创新,当然又还伴随种种技术创新,合在一起成为特定的系统化的供给体系和机制问题。与此类似,科研创新方面从政府为主支持的纯基础理论研究,到更多依靠非政府主体的应用性研究,再到直接面对市场的企业为主的成果产业化研发,要细分的话,还有更多的一些定制化地形成认识与政策设计的必要,这也是一个我们必须认同的要顺应复杂规律寻求解决方案的挑战性问题。

第四,寻求科研创新成功,最可宝贵的关键性的资源是创新人才,而这种人才的培养需要友好的科研、教育生态。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天下无贼》里有一句名言,21世纪最宝贵的是什么?是人才。大家现在都认同,真正可求得科研创新成功的,是“关键的少数人”,特别是知识价值创造型的领军人才。往往在他们实现某一领域、某一课题、某一关键技术的成功突破之前,在相关的讨论场合、科研活动、创新团队中,是“少数派”,甚至是相当孤立的状态、很难“合群”的状态,不受重视也罢,还可能是遭排斥、受打击的对象。这种最宝贵的“人力资本”,在突破性的科研领域可遇不可求。而且可观察到的就是,这类重大的突破,它的不确定性落在什么因素上呢?落在有可能在这方面实现突破的特别的人才身上时,要依靠他们的好奇心、灵感和执着,再加上一定的偶然性(就是他们所说的运气),生成具有突破性的小概率事件。这个概率之小,可能是越来越收缩,相对容易突破的,前人做得差不多了,现在很难设想还有像爱迪生那样一生可以有几千项专利这样的创新型的人才——当然他主要还是应用层面。要到了基础理论层面,一生能有一个突破,那就是伟大的科学家。这样的人才怎么能得到培育和重视,当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很现实的问题。中国人现在不断讨论的“钱学森之问”不就是讲的这个事情吗?真正可领军的可遇不可求的创新型人才,还有后面各个层次上也都非常重要的、在某一个局部、某一个行业这种创新型的骨干人员,这些最宝贵的人力资本,到底怎么样能够培养出来、生长起来?人才的重要性及其产生机制,是与科研相关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规律性问题的组成部分。能够为创新突破领军的大师级人才,让其涌现出来,就要具备适应这种极小概率事件的所谓科研生态——这个概念是一个挺形象化的说法。有了这样的一种适宜的科研生态,未必就能够确定地说,在多长时间之内就产生大师,但反过来讲,不具备基本的科研生态,就一定没有产生或者找到能够“为我所用”的这种领军人才的可能性。所谓启发式的教育,思想的自由,环境的包容,都是必要的前提条件。从一个社会讲,不论它的绝对规模大还是小,对这个科研生态肯定是可以大体上来做一个评价的:在中国古代有为人们所称道的四大发明之后,必须承认到了工业革命这个阶段上,我们是在科研创新方面落在了工业革命成功国家的后面,而且甩下来相当大的距离——我们是明显落伍了。这里面落伍的原因又对应于“李约瑟之谜”,众说纷纭,但和我们过去这个所谓“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度里对于创新型人才不能够提供适宜的科研生态,是不是有关?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肯定与此是有内在关联的。科举制度,可以说它有正面的一些东西,但它主要是对应现在所说的文科,在社会也必须匹配的理工科方面,它基本没有什么像样的环境和机制,整个社会“学而优则仕”,主要就是走八股文、科举之路来“优则仕”,来实行上升通道上的激励。再加上其他各种各样不适合创新人才创新发展的因素,导致近现代中国科技创新的明显落后。延续到1949年后的阶段,传统体制之下我们不能说没有改进,但改进有限,建国初的院系合并决非成功,后来还有荒唐的取消高考。到改革开放开始前,恢复高考是某种意义上的巨大进步,但是这个高考轨道上,从第一次恢复高考时以5%不到的成功率上大学,到现在已经达到75%即3/4的人参加高考以后就能够上大学,提升到了这种程度,同时却已更多地面对着高考负面的问题。被人们普遍指责的应试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就准备应试,一直到上大学,学习者思想上的那些创造性潜力已经在前面的过程中间磨掉了,在某种意义上讲,更痛惜一点儿的说法,他们的潜能已经被毁掉了,然而整个中国社会面对于此,还无可奈何,十分纠结。这些情况都很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

第五,科研突破和“少数服从多数”、和官场行政规则,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科研主体相对于后者的气场和力量,一定是很弱势的。个别的领域里,在非常恶劣的条件下也有创新成就,比如文革刚要开始之前陈景润就有了他的那个数学上的“1+1”,是后来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专门描写过并产生了全社会轰动效应的那样一个数学上的认识突破。当时是很偶然地它有了一个文革风暴骤起前文字上的发表,结果国外知道了,到了邓小平复出以后,邓小平特别肯定这是世界上有影响的贡献,但是当时陈景润已经到了什么状态了呢?在科学院宿舍的一个小拐角厕所内蜗居着,如果没有邓小平和胡耀邦等的干预,他可能活不了两年了,身体已经一塌糊涂,他在种种压力下还曾经出过一些极端的行为(依我看到材料,当时他还曾经要寻短见等等),当年从概率上来说这种人再要冒尖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了,如没有高层干预,其他的一些配待遇的事情更不用说。到了这些年,我们科研的环境已经大大改善了,已经有了这么多进步,但是实话实说,这几年一线科研创新人员碰到的苦恼是什么?李克强总理为什么反复批评,要求一定要消除科研领域里的繁文缛节?那当然是有所指的。在十八大以后出了八项规定,2014年,政协俞正声主席就明确地说,不要把八项规定里用来约束官员的这样一些规则,简单地套用到知识分子头上去,却不幸而言中,2015年之后依照官本位、行政化规则的这种套用,曾经大行其道,几乎包括所有的工作系统,还有高校等等对应的部门,几个部委不约而同地说要迎接巡视组进驻,先要自查自纠,结果几乎一夜之间调动起公权管理环节上的力量,跟知识分子过不去,开始“加强管理”。种种带有荒唐迹象的加强管理,克强总理都实在看不下去了,批评了若干次“繁文缛节”以后,他在2016年到北大清华去调研视察的座谈中,在公众场合直截了当发问:教授、研究员出去坐高铁只能坐二等座,坐飞机只能是经济舱,这都是什么规定?在场的官员当时都不敢出声,但实际生活中这些规定可是大行其道的——是按照行政规则,你如果没有行政上的司局级待遇,哪怕是用自己承包性质的横向课题的经费,出去坐高铁就只能坐二等座,一等座是不许坐的,所有的国内活动你如果不是副部级待遇,飞机就是经济舱,休想坐公务舱。过去几年没有这么严格规定的时候,一些横向课题里面的票据已经报销了,怎么办呢?要往回追溯,原来坐的那些一等座、公务舱,高过规定等级的那块已经报销的费用,让你退赔,要退出来,做得非常严格。作为当时迎接巡视组进驻之前的这样一种运动式的限时完成的任务,还有很多细化的东西:高校里盛行的是把横向课题报销单据往前翻,每一张报销的餐票上,要让课题负责人一一注明这是和谁吃的饭,张三李四,那意思就是可以去对质的,然后以人均50元封顶,超过50元的要退回,市内交通费一天80元封顶,从市内打个车到首都机场100元,80元以上部分已经报销的,要退出来。高校系主任以上,科研事业单位副处级以上,所有这些人员担任独立董事拿到的薪酬,要全部吐出来。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着名的海归学者,他前几年担任独立董事拿的薪酬可能不在少数,二话不说要退出,那些不那么着名的人士也一样啊,据说限时完成退款逼得高校一些人只有卖房才能退得上了。在这种压力之下可想而知,中央现阶段重申的传统体制下就讲科研人员应该有5/6以上的时间专心用于做科研,怎么可能做得到?当时高校里很多的课题负责人要派自己的研究生、学生在教务处的楼道里彻夜排队,去处理报销问题,要写很多的思想认识汇报,要检查自己的错误,做各种各样的表态,要接受各种各样的压力,哪还有一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人文关怀的氛围?就是要让这些人好好地接受管理。大家也可设想一下,海外科研人才中有潜在的可能走钱颖一之路的人士,如听到钱教授的这种情况,会作何感想?以我的知识面,不提焚书坑儒和政治上的文字狱,中国历朝历代对于知识分子在经济上怕是没有这样刻薄过。

李克强总理有了这方面的察觉之后,在2016年的上半年,有国办专门发出的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文件,非常明确地要求不能拿官本位行政化这一套东西去套科研人员和知识分子,但下文后谁都不动。后来看到社科界网站、新华网(603888,股吧)(行情603888,诊股)等网站上,又再次全文重发这个文件,再往后跟着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北大、清华座谈上总理直截了当质问这都是什么规定。当时噤若寒蝉的官员,听说回去以后在底下嘀咕“这又不是我们一个部定的”——确实不是一个部定的,但这是中国现在官场环境中的一个现实,它怎么在几个部委间不约而同地形成了局面呢?很值得进一步深入分析。这种官场行政规则套到科研领域来,它一定是严重打击科研人员积极性的。那时候已经知道,在2016年普遍的说法,就是这些学术带头人讲能不做的课题我就不做了,包括横向课题我也不沾了,惹那些麻烦干嘛呢?这里面不光是物质层面的问题,它更有一个知识分子自己感受到的人格尊严的问题,等等。着名的社科院余永定教授已白发苍苍,参加政协活动坐飞机不能坐公务舱,他说我自己出钱升舱可以了吧,回答是机票要经过政府采购程序,自己出钱也不可以,他生气地说是不是我干脆不去了?知识分子所受到的刻薄待遇,可见一斑。

到了2016年的下半年,除了国务院的文件外,大家最值得看重的是中办、国办又联合发出《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就是要纠偏,要为这些科研创新一线的人员解决他们所苦恼的问题,而且明确地要求这个文件下发以后,在2016年年底,有关部门要推出相关的实施细则。很遗憾,现在已经2017年下半年了,细则还没出来。在中国现时的条件下,关键的一点在于,这个问题要得到真正解决,必须有审计和纪检部门的认定。这就是中国现实的特定制约。而这种情况在硅谷,是完全无法想象会发生的。

二、关于“科研生态”合理构建基本要领的探讨

如果从正面考虑“科研生态”构建的基本要领,是可以强调这样几条。

第一,鼓励、支持创新主体(这里是讲的自然人)以好奇心和科研情结、奋斗精神去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前面已提到一些例子,面对不确定性这方面,要给予科研创新者以理解和鼓励。这里还可提一下屠呦呦的例子,她的突破还是在文革期间,就是依据古代文献里那么一条线索,结果经过几百次实验,终于把青蒿素的有效成分萃取成功。几十年以后,美国人通过全面调查,认定与这个挽救千百万人生命的成果相关的最关键的贡献应该归于她——大家知道中国的科学界还很难适应这样的说法,集体努力的结果,怎么大奖就归了她一个人了?但最后也顺应了这样一个国际上的认定规则,国外一直得到诺贝尔奖,后来国内她也有了国家最高级的科研大奖。这种对于自然人的关怀和鼓励,对于成功者给予这样的奖励,是树立标杆和导向,但在成功的前面,一定要特别理解、关照他们那种跟一般人不同的好奇心和科研情结、奋斗精神结合在一起的努力。这是科研生态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特别是对于那些不成功者,也要给予他们作为探路者(300005,股吧)(行情300005,诊股)、试路者的必要肯定与人文关怀,尤其是在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和新技术成果应用的开拓领域,应形成充分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政府做“不动声色”、“润物细无声”的引导与扶助。

第二,政府主体方面的关键性支持作用,应该处理为以包蕴人文关怀和物质支持的制度和政策,来分类地支持不同的科研创新活动。比如对基础理论研究怎么支持?多年前业务管理部门已认识到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很多东西没法拿出一个像模像样的成功成果认定,那么应匹配上什么样的激励?国家的资金有限,到底支持什么项目、不支持什么项目,就都得摸索,而这个摸索中的要领,确实很难一两句话说得清楚,即使依靠现有比较靠前沿的科学家们的问卷打分,那也可能出现这些人的思想跟不上少数人创新点的情况,问卷打分的结果是把真正有潜力创新的项目支持否定掉了——但这方面可能没有更好办法,这个领域里总得制定可操作的经费支持和使用的规则。到了成果转化推广应用里面,相对而言怎么支持,那个机制就好做一些,现在已经有事前、事中、事后政府支持规则的较多探讨和值得肯定的一些进展。

如仅从“事后”看,除早就有了比较成熟经验的知识产权保护、专利制度之外,还有股权激励等等,现在中央已经全面认可,包括现在科研单位人员怎样可以在保持自己单位正式身份的同时,去参加创业创新的市场活动,都有权威的文件指导。这里面当然要匹配上到了成果转化、市场化应用环节上的专利这种“天才之火浇上利益之油”的经验,中国主要就是怎么样依法使之贯彻落实、有效执行的问题了。再往后端,政府要以财政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研发投入的所得税抵扣优惠、产业引导基金等等这些机制去支持成果转化应用环节上的创新发展。

第三,从企业这个角度上,应鼓励企业家们充分发挥与科技创新相关的冒险精神,敢于大胆试大胆闯,还要有相适应的机制。对这样的胆识和独特的企业文化,社会各方应当给予理解。应该讲企业家也注定是带有明显不同于常人特点的一类人,其实他们如果从某个阶段上已经取得的财富来说,完全没有必要再费那么多心思、再做那么多的努力——被人们所肯定的企业家,一定是走到一定阶段以后,他已经完全不再考虑现在拿到的这些财富可以养我多少辈子了,他是有更升级的追求的,而这里面的冒险精神、闯劲儿、大胆去实验的事情,在前面说到的互联网创新等方面的例子中,是与之一致的,都在“烧钱”,但是其中可能由于有些运气因素或有些特定的技术路线上的不同,一个一飞冲天,一个归于失败。需要有相关的管理方面的一些机制,使这种试、闯的空间更开阔些。比如现在全中国大家都认可离不开的微信,李克强总理在说“鼓励创新就要审慎包容”时,专门提到几年前讨论微信的时候,有一派意见就说它的弊病明显,会出这样那样的毛病和漏洞,但克强总理的态度,是不能把这个微信一下掐死,要给出一定的空间在让他发展之中再观察。到了现在,谁敢说微信就十全十美?它可能还给某些方面带来一些挑战和困扰,但是没有人敢说现在可以把微信否定掉了。对于整个经济社会生活发展过程中,要有允许企业家去冒险探索的弹性空间,其重要性在微信等事例上可以体会。同时,确实也有机制上的差别。据了解,微信这个技术最早是中国移动掌握的“飞信”,但是作为国有企业它没有运行机制中间那个“烧钱”的多大可能性。体制内的办法是你动一动都要层层审批,“烧钱”如不成功责任谁来负?顾虑重重,很难批准,但它没有这个烧钱机制就做不大。另外一个现在风生水起的快递业,顺丰也是一飞冲天,但是最早在这个领域里捷足先登的,可是体制内中国邮政的那个EMS特快专递,但是它也没能做得很大。至于说风投、创投、天使投,为什么不适合由政府做?就是机制问题。风投、创投、天使投是内在于硅谷经验的,它的有限责任和它的比较优势,实话实说,是国有企业体制内这套制约之下学不来的。特别是硅谷很难设想能有咱们前两年出现的这样一种公权在手、说一不二的力量去管知识分子横向课题经费怎么报销的那么多细节,这就是高下之分。中国做得这么起劲儿的东西,在那边想都不要想,不可能。在对于企业家、对于创新者的宽容方面,其实有些事情很简单,硅谷表面上看不到政府有多少作用,但这就是它的人文关怀的一种大格局,就是它符合科研规律方面我们必须注重的经验。没必要贴什么标签,就是一个和科研规律是不是能对接的环境问题。当然后面涉及全社会,要以文化和舆论的包容性,来宽容、理解、消化失败冲击,使试错可持续和比较积极。

第四,社会上的科研生态建设除了应形成宽容失败的氛围与“有限责任”等规则之外,公益性基金会的多样化支持十分值得重视和发展起来。许多不适合或难以做到由政府直接支持的基础性研究、风险型开发研究项目,多样化的公益性基金会却有可能提供支持资金来源。这个政府、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在美国早就做得相当大了,在中国亟应重视和培育,促其健康发展起来。

国际上可给我们启发的另外一些案例在此不拟更多展开,比如工业革命,应注重瓦特发明蒸汽机引出的成功可是有一系列各种各样的社会配套条件的,包括这项发明以后怎么样能得到规模化的应用,没有当时的产权保护制度和法律规范的配套条件,没有制度环境这种适宜的“科研生态”,是不可能演变成为工业革命的成功的(可参阅贾康、苏京春《中国的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书。[5]“硅谷的故事”前面已说到,高下之分其实是在润物细无声这样的比较之下,我们才能够理解。

最后可作为第五条的,是我愿再次强调:改革的攻坚克难对于构建好的科研生态至关重要。前面所说制度创新在打开可能的技术创新、 管理创新潜力空间这方面要起龙头作用,以制度创新为龙头,调动一切潜力和活力,解放生产力,使中央所说的作为第一动力的创新发展,真正能够引领后面的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落到人本主义立场上的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大地上现实的共享发展,这里面的逻辑,应该讲是相当清楚的:这样的科技创新在第一生产力意义上,在中国条件下,强调就是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在某种意义上讲,光说科技不解决问题了。吴敬琏老师多年前就讲到在转轨的意义上,要强调 “制度高于技术”[6],如果意识到改革任务的重要性来说,这句话的积极作用就非常明显。

科研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一个很难做的要点是去行政化的问题,谈了多少年,这一轮科技改革又在谈,目前出各种各样的政策,但改来改去,行政化的东西不是少了,感觉更多了。直率地讲,是一个比较简明的事情,就是科研单位怎么样符合原来所提事业单位改革的大方向?这个改革推进过程中间,落入了“说一套做一套”的状态。当年有非常明确的文件下达,要求体制内科研单位、事业单位,以三年为期要完成改革,基本原则就是去行政化,要一直走到取消行政级别,与社会需要接轨,人员可进可出可上可下。但后来呢?文件要求的这一套完全没有兑现,一直到现在,是越来越严格地按照官僚机构来管理体制内的科研单位了。既然说一套做一套,就没有什么可讨论的空间了。

所以,我们现在寄希望于在十九大之后能够把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配套改革里所有值得肯定的顶层设计作为基础,进一步给出实质性冲破现在的既得利益阻力、深化改革这方面的全盘指导,实质性地搞好科研事业单位和高校的改革,使科研人员真正能够得到好的科研生态环境去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贡献于中国的现代化和人类社会进步。

主要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1988年9月5日,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普中国,新华网。

[3]彭鹏、贾康:《从新供给视角重新梳理和解读全要素生产率》,《财政科学》2016年第3期。

[4]贾康《供给侧改革十讲》,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

[5]贾康、苏京春:《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

[6]吴敬琏:《制度高于技术——论发展我国高新科技产业》,《决策咨询》199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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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任院长 贾康

内容提要:基于科研的重要性,本文分析研讨科研创新可总结的五个方面的规律性特点,即其革命性作用、巨大的不确定性、共性规律外的个性规律、创新人才的关键意义,以及科研突破与“少数服从多数”和官场行政规则的不相容,进而提出了合理构建科研生态的五条基本要领。 关键词:科研创新规律;科研生态

一、关于科研创新的可总结规律

怎样看待科研创新基本规律,是一个很宏大的题目,而探讨它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认识相关规律有利于搞好科研,服务社会。我认为,至少可以从科研实践经验中提炼如下几个称得上和科研创新有关的规律性特点。

第一,科研创新一旦成功,会产生重大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这涉及认识科学技术本身的意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明:“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这个表述,我的理解与邓小平后来所强调的“第一生产力”,和现在很多企业家所推崇的“颠覆性创新”,其实讲的是一个意思。邓小平在文革中间复出以后,曾经向毛主席说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有这么一个基本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毛主席沉吟以后有个回应,说我怎么没有这个印象?现在文献里没有看到这两位领袖人物有继续的讨论,我的解读是显然他们思维的方向和重点不一样,邓小平特别希望能够务实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他意识到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科技的作用是摆在最前列重要位置的,而毛主席思维的框架中是特别强调他的那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生怕出现所谓唯生产力论,更愿意坚持那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两个领袖人物基本思路上的区别对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影响,我们已有目共睹。到了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多次强调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属性,并在1988年9月间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2]

回到学理上来说,邓小平的这个认识是不是可以确立?理论联系实际地说,它既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学说原理层面的支撑,更有大量的反复发生的实际生活现实的印证。依学术上的解说,什么叫第一生产力呢?不是在生产力传统的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上做加法,加一个第四是科技,不对,传统三要素的框架上这个科技施加上去,是个乘数,是做乘法,是放大。西方经济学者提出而被普通接受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索洛余值”,是强调比较容易量化的其他要素贡献测算以后,多出来的那一块虽然难以量化,但它里面一定是科技的作用在主导。[3]这个主导作用是革命性的,是影响整个发展潮流、影响全局的。所以,它是第一的。经济学上还有个概念,就是科技一旦成为影响社会的推动力量之后,它有“正的外部性”。一个科技成果的应用,在实际生活里如果从商业利益的角度来说,需要有一定的专利保护期,这种保护期是有利于以物质利益鼓励创新的,同时它又有限度,一般来说50年是最高限度,50年以后就变成无偿使用,即纯粹的公共产品。而在此之前,虽然有专利的保护期,其实也不能否定它还有外溢性,带来了在创新者得到收益的同时,很多方面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会受到它的助推,发展得更好,使经济更繁荣,社会更能够适合人们对于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这是首先对科研创新要提到的与它的重要性、意义相关的规律性认识,从而成为我们重视科研的学理依据。

第二,从科研创新实际面对的问题来看,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是说到它的难度了。科研创新要成功,既需要物质条件的支持,又需要人文环境的“润物细无声”式的养护。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可先从基础理论层面说起。我前些年就注意到有一位中国科学界还是很有成就的老科学家所说的一段话:他说我过去在科学界的贡献全世界都承认的,是在古地质学领域论证地中海在远古的时候曾经被蒸干,后来重新蓄上了水。这套论证全球的科学界都接受了,但是我困惑的是这样一个研究结果,和现实生活有什么关系?这一个成果出来了以后,能够说出来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吗?他接着说,我还问过丁肇中,你这么多年孜孜以求去在那个高能物理学方面追求科研创新(当然丁肇中很有活动能力,他游说各方以后以天文数字的资源,在多少年前就形成了欧洲高能物理粒子加速器的实验中心),你丁肇中这些年努力形成的结果,包括得了诺贝尔奖这样的研究成果,一两句话就可以概括出来了(是他的那个关于物理学基础理论层面的认识表述),你的这个认识和研究成果对人类社会的作用怎么体现?丁肇中回答说,我不知道。一个像样的科研成果能不能出来是不确定的,能够得出之后这样的一个科研成果它到底怎么样造福于社会公众,也是不确定的——现在没有人说得清楚丁的发现到底以后会以什么样的机制来造福于人类。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一开始说几乎全球只有十个左右的人能看懂的爱因斯坦的公式,它造成的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已世所公认,这个相对论具体的专业上的表述,我只能是按照自己看到的概念照抄,有狭义的和广义的。狭义相对论直接引出了人类社会的核能时代,而多少年以后,广义相对论,原来认为是更虚无缥缈的一种理论探索,现在却跟引力波等等的天文观察验证连在一起,越来越成为基础理论研究的热点、重点,等等。这种不确定性在实际生活中从基础理论层面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可能有很多基础理论的发现到现在还默默无闻,还不知道对人类会产生什么样的推动作用。

另一个层面,从与互联网创新相关的开发性、应用性成果来看,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电商已被称为“风口上的猪”,没有翅膀也一飞冲天了,这方面科学技术成果的研发应用,在中国本土已经产生了BAT三巨头又加上京东,但这种“风口上的猪”,成功的旁边还有很多的失败者。这些失败者在我的印象里,要比这些成功者数量大不知道多少倍。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我知道北京公主坟环岛周围的写字楼里,就有一大批市场一线的企业人士,在努力地跟着互联网做创新,是直接对市场的,但是那种创新的不确定性,就表现在那时就流行的一句话:这些公司在烧钱,在比着谁能烧出最后一个成功的结果来。我当时去看过,那些场地里,有的公司已经租了很大的营业面积,是比较标准的一个个的工位,很多员工在里面工作,在那里“烧钱”。当时互联网这个概念之下,创新最领头的企业叫“瀛海威”,现如今可能很少有人还想得起这个企业的名字了,它的领头人是一位女性企业家,虽然后来这个瀛海威公司没有多么成功,换句话说它在创业之路上与阿里巴巴比显然是失败者,但是这位企业带头人在业界里现在仍然很受尊重。大量的失败者是在马云等等成功者的旁边默默无闻的,他们面对的,就是这个“不确定性”最后的归结不是成功,而是失败。当然,这里面就有一个人文环境方面对他们怎么养护的问题,涉及的有人格尊严问题,以及社会上普遍的、带有文化特征的氛围问题——就是应如何能够容忍失败,理解失败者。不要光是天天称赞马云这样的成功者一飞冲天,那些在前面试错、开辟道路的失败者如果能够得到比较足够的人格尊重,得到容忍失败的相关的机制,从而有可能从头再来,或争取史玉柱式的东山再起,对于整个社会的意义可能更大,这是应考虑的第二个角度的规律性特征。

第三,科研创新在共性规律之外存在明显的个性规律。科研虽然存在一些共性的规律,比如前面说的两条都可算共性,但是在不同层面、不同阶段,显然还有明显不同的个性或者叫做特殊性概念下的规律性内容。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性研究、成果产业化的研发,各个层面上的规律是有个性的,于是就不能一概而论,在打造总体的支持性的科研生态概念之下,那就因此有了进一步的挑战性任务。现在决策上特别看重的供给侧的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前面的概念是供给侧改革,是解决制度环境、制度创新给出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空间的问题,跟着的具体实施中间,要设计以形成针对性的(定制化的)内容合成的有效供给体系和机制。这样一种系统工程式的任务中,需要把各种各样的个性规律充分考虑,体现在应匹配的政策体系中。显然,这从原来所讨论的“宏观调控”概念框架来说,简直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宏观调控概念下,过去被人们所推崇的是总量型的需求管理,是一个很简洁的认识框架:经济生活总体而言热度偏高了,要收缩流动性来向下降温,反之如果它的状态表现为低迷了,景气需要抬升,那么就要实行刺激政策往上升温。总量型的调控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反周期,非常简洁易懂。但到现在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光讲需求管理总量调控已经不够的时候,一系列的挑战性的问题就来了。[4]相关结构问题如此复杂,指标不可通约,怎么掌握好促使结构合理化的机制,政府和市场在这里面到底怎么样发挥各自应起到的作用,怎么优化结合,便非常复杂。原来大家都已认同的政府和市场各行其道,井水不犯河水,“让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即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终于普遍接受了,但现在为什么要把政府和市场主体又放到一起,以伙伴关系实行合作的机制来从事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新城建设和运营、国土连片开发,并作为一个创新重点呢?这在认识上是个螺旋式上升,又走到不是简单划清边界、井水不犯河水了,要一起在法治化的条件下找到一个可持续的伙伴合作运行机制,提高资源配置绩效。这是供给侧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融资模式的创新,当然又还伴随种种技术创新,合在一起成为特定的系统化的供给体系和机制问题。与此类似,科研创新方面从政府为主支持的纯基础理论研究,到更多依靠非政府主体的应用性研究,再到直接面对市场的企业为主的成果产业化研发,要细分的话,还有更多的一些定制化地形成认识与政策设计的必要,这也是一个我们必须认同的要顺应复杂规律寻求解决方案的挑战性问题。

第四,寻求科研创新成功,最可宝贵的关键性的资源是创新人才,而这种人才的培养需要友好的科研、教育生态。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天下无贼》里有一句名言,21世纪最宝贵的是什么?是人才。大家现在都认同,真正可求得科研创新成功的,是“关键的少数人”,特别是知识价值创造型的领军人才。往往在他们实现某一领域、某一课题、某一关键技术的成功突破之前,在相关的讨论场合、科研活动、创新团队中,是“少数派”,甚至是相当孤立的状态、很难“合群”的状态,不受重视也罢,还可能是遭排斥、受打击的对象。这种最宝贵的“人力资本”,在突破性的科研领域可遇不可求。而且可观察到的就是,这类重大的突破,它的不确定性落在什么因素上呢?落在有可能在这方面实现突破的特别的人才身上时,要依靠他们的好奇心、灵感和执着,再加上一定的偶然性(就是他们所说的运气),生成具有突破性的小概率事件。这个概率之小,可能是越来越收缩,相对容易突破的,前人做得差不多了,现在很难设想还有像爱迪生那样一生可以有几千项专利这样的创新型的人才——当然他主要还是应用层面。要到了基础理论层面,一生能有一个突破,那就是伟大的科学家。这样的人才怎么能得到培育和重视,当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很现实的问题。中国人现在不断讨论的“钱学森之问”不就是讲的这个事情吗?真正可领军的可遇不可求的创新型人才,还有后面各个层次上也都非常重要的、在某一个局部、某一个行业这种创新型的骨干人员,这些最宝贵的人力资本,到底怎么样能够培养出来、生长起来?人才的重要性及其产生机制,是与科研相关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规律性问题的组成部分。能够为创新突破领军的大师级人才,让其涌现出来,就要具备适应这种极小概率事件的所谓科研生态——这个概念是一个挺形象化的说法。有了这样的一种适宜的科研生态,未必就能够确定地说,在多长时间之内就产生大师,但反过来讲,不具备基本的科研生态,就一定没有产生或者找到能够“为我所用”的这种领军人才的可能性。所谓启发式的教育,思想的自由,环境的包容,都是必要的前提条件。从一个社会讲,不论它的绝对规模大还是小,对这个科研生态肯定是可以大体上来做一个评价的:在中国古代有为人们所称道的四大发明之后,必须承认到了工业革命这个阶段上,我们是在科研创新方面落在了工业革命成功国家的后面,而且甩下来相当大的距离——我们是明显落伍了。这里面落伍的原因又对应于“李约瑟之谜”,众说纷纭,但和我们过去这个所谓“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度里对于创新型人才不能够提供适宜的科研生态,是不是有关?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肯定与此是有内在关联的。科举制度,可以说它有正面的一些东西,但它主要是对应现在所说的文科,在社会也必须匹配的理工科方面,它基本没有什么像样的环境和机制,整个社会“学而优则仕”,主要就是走八股文、科举之路来“优则仕”,来实行上升通道上的激励。再加上其他各种各样不适合创新人才创新发展的因素,导致近现代中国科技创新的明显落后。延续到1949年后的阶段,传统体制之下我们不能说没有改进,但改进有限,建国初的院系合并决非成功,后来还有荒唐的取消高考。到改革开放开始前,恢复高考是某种意义上的巨大进步,但是这个高考轨道上,从第一次恢复高考时以5%不到的成功率上大学,到现在已经达到75%即3/4的人参加高考以后就能够上大学,提升到了这种程度,同时却已更多地面对着高考负面的问题。被人们普遍指责的应试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就准备应试,一直到上大学,学习者思想上的那些创造性潜力已经在前面的过程中间磨掉了,在某种意义上讲,更痛惜一点儿的说法,他们的潜能已经被毁掉了,然而整个中国社会面对于此,还无可奈何,十分纠结。这些情况都很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

第五,科研突破和“少数服从多数”、和官场行政规则,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科研主体相对于后者的气场和力量,一定是很弱势的。个别的领域里,在非常恶劣的条件下也有创新成就,比如文革刚要开始之前陈景润就有了他的那个数学上的“1+1”,是后来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专门描写过并产生了全社会轰动效应的那样一个数学上的认识突破。当时是很偶然地它有了一个文革风暴骤起前文字上的发表,结果国外知道了,到了邓小平复出以后,邓小平特别肯定这是世界上有影响的贡献,但是当时陈景润已经到了什么状态了呢?在科学院宿舍的一个小拐角厕所内蜗居着,如果没有邓小平和胡耀邦等的干预,他可能活不了两年了,身体已经一塌糊涂,他在种种压力下还曾经出过一些极端的行为(依我看到材料,当时他还曾经要寻短见等等),当年从概率上来说这种人再要冒尖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了,如没有高层干预,其他的一些配待遇的事情更不用说。到了这些年,我们科研的环境已经大大改善了,已经有了这么多进步,但是实话实说,这几年一线科研创新人员碰到的苦恼是什么?李克强总理为什么反复批评,要求一定要消除科研领域里的繁文缛节?那当然是有所指的。在十八大以后出了八项规定,2014年,政协俞正声主席就明确地说,不要把八项规定里用来约束官员的这样一些规则,简单地套用到知识分子头上去,却不幸而言中,2015年之后依照官本位、行政化规则的这种套用,曾经大行其道,几乎包括所有的工作系统,还有高校等等对应的部门,几个部委不约而同地说要迎接巡视组进驻,先要自查自纠,结果几乎一夜之间调动起公权管理环节上的力量,跟知识分子过不去,开始“加强管理”。种种带有荒唐迹象的加强管理,克强总理都实在看不下去了,批评了若干次“繁文缛节”以后,他在2016年到北大清华去调研视察的座谈中,在公众场合直截了当发问:教授、研究员出去坐高铁只能坐二等座,坐飞机只能是经济舱,这都是什么规定?在场的官员当时都不敢出声,但实际生活中这些规定可是大行其道的——是按照行政规则,你如果没有行政上的司局级待遇,哪怕是用自己承包性质的横向课题的经费,出去坐高铁就只能坐二等座,一等座是不许坐的,所有的国内活动你如果不是副部级待遇,飞机就是经济舱,休想坐公务舱。过去几年没有这么严格规定的时候,一些横向课题里面的票据已经报销了,怎么办呢?要往回追溯,原来坐的那些一等座、公务舱,高过规定等级的那块已经报销的费用,让你退赔,要退出来,做得非常严格。作为当时迎接巡视组进驻之前的这样一种运动式的限时完成的任务,还有很多细化的东西:高校里盛行的是把横向课题报销单据往前翻,每一张报销的餐票上,要让课题负责人一一注明这是和谁吃的饭,张三李四,那意思就是可以去对质的,然后以人均50元封顶,超过50元的要退回,市内交通费一天80元封顶,从市内打个车到首都机场100元,80元以上部分已经报销的,要退出来。高校系主任以上,科研事业单位副处级以上,所有这些人员担任独立董事拿到的薪酬,要全部吐出来。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着名的海归学者,他前几年担任独立董事拿的薪酬可能不在少数,二话不说要退出,那些不那么着名的人士也一样啊,据说限时完成退款逼得高校一些人只有卖房才能退得上了。在这种压力之下可想而知,中央现阶段重申的传统体制下就讲科研人员应该有5/6以上的时间专心用于做科研,怎么可能做得到?当时高校里很多的课题负责人要派自己的研究生、学生在教务处的楼道里彻夜排队,去处理报销问题,要写很多的思想认识汇报,要检查自己的错误,做各种各样的表态,要接受各种各样的压力,哪还有一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人文关怀的氛围?就是要让这些人好好地接受管理。大家也可设想一下,海外科研人才中有潜在的可能走钱颖一之路的人士,如听到钱教授的这种情况,会作何感想?以我的知识面,不提焚书坑儒和政治上的文字狱,中国历朝历代对于知识分子在经济上怕是没有这样刻薄过。

李克强总理有了这方面的察觉之后,在2016年的上半年,有国办专门发出的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文件,非常明确地要求不能拿官本位行政化这一套东西去套科研人员和知识分子,但下文后谁都不动。后来看到社科界网站、新华网(603888,股吧)(行情603888,诊股)等网站上,又再次全文重发这个文件,再往后跟着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北大、清华座谈上总理直截了当质问这都是什么规定。当时噤若寒蝉的官员,听说回去以后在底下嘀咕“这又不是我们一个部定的”——确实不是一个部定的,但这是中国现在官场环境中的一个现实,它怎么在几个部委间不约而同地形成了局面呢?很值得进一步深入分析。这种官场行政规则套到科研领域来,它一定是严重打击科研人员积极性的。那时候已经知道,在2016年普遍的说法,就是这些学术带头人讲能不做的课题我就不做了,包括横向课题我也不沾了,惹那些麻烦干嘛呢?这里面不光是物质层面的问题,它更有一个知识分子自己感受到的人格尊严的问题,等等。着名的社科院余永定教授已白发苍苍,参加政协活动坐飞机不能坐公务舱,他说我自己出钱升舱可以了吧,回答是机票要经过政府采购程序,自己出钱也不可以,他生气地说是不是我干脆不去了?知识分子所受到的刻薄待遇,可见一斑。

到了2016年的下半年,除了国务院的文件外,大家最值得看重的是中办、国办又联合发出《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就是要纠偏,要为这些科研创新一线的人员解决他们所苦恼的问题,而且明确地要求这个文件下发以后,在2016年年底,有关部门要推出相关的实施细则。很遗憾,现在已经2017年下半年了,细则还没出来。在中国现时的条件下,关键的一点在于,这个问题要得到真正解决,必须有审计和纪检部门的认定。这就是中国现实的特定制约。而这种情况在硅谷,是完全无法想象会发生的。

二、关于“科研生态”合理构建基本要领的探讨

如果从正面考虑“科研生态”构建的基本要领,是可以强调这样几条。

第一,鼓励、支持创新主体(这里是讲的自然人)以好奇心和科研情结、奋斗精神去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前面已提到一些例子,面对不确定性这方面,要给予科研创新者以理解和鼓励。这里还可提一下屠呦呦的例子,她的突破还是在文革期间,就是依据古代文献里那么一条线索,结果经过几百次实验,终于把青蒿素的有效成分萃取成功。几十年以后,美国人通过全面调查,认定与这个挽救千百万人生命的成果相关的最关键的贡献应该归于她——大家知道中国的科学界还很难适应这样的说法,集体努力的结果,怎么大奖就归了她一个人了?但最后也顺应了这样一个国际上的认定规则,国外一直得到诺贝尔奖,后来国内她也有了国家最高级的科研大奖。这种对于自然人的关怀和鼓励,对于成功者给予这样的奖励,是树立标杆和导向,但在成功的前面,一定要特别理解、关照他们那种跟一般人不同的好奇心和科研情结、奋斗精神结合在一起的努力。这是科研生态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特别是对于那些不成功者,也要给予他们作为探路者(300005,股吧)(行情300005,诊股)、试路者的必要肯定与人文关怀,尤其是在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和新技术成果应用的开拓领域,应形成充分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政府做“不动声色”、“润物细无声”的引导与扶助。

第二,政府主体方面的关键性支持作用,应该处理为以包蕴人文关怀和物质支持的制度和政策,来分类地支持不同的科研创新活动。比如对基础理论研究怎么支持?多年前业务管理部门已认识到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很多东西没法拿出一个像模像样的成功成果认定,那么应匹配上什么样的激励?国家的资金有限,到底支持什么项目、不支持什么项目,就都得摸索,而这个摸索中的要领,确实很难一两句话说得清楚,即使依靠现有比较靠前沿的科学家们的问卷打分,那也可能出现这些人的思想跟不上少数人创新点的情况,问卷打分的结果是把真正有潜力创新的项目支持否定掉了——但这方面可能没有更好办法,这个领域里总得制定可操作的经费支持和使用的规则。到了成果转化推广应用里面,相对而言怎么支持,那个机制就好做一些,现在已经有事前、事中、事后政府支持规则的较多探讨和值得肯定的一些进展。

如仅从“事后”看,除早就有了比较成熟经验的知识产权保护、专利制度之外,还有股权激励等等,现在中央已经全面认可,包括现在科研单位人员怎样可以在保持自己单位正式身份的同时,去参加创业创新的市场活动,都有权威的文件指导。这里面当然要匹配上到了成果转化、市场化应用环节上的专利这种“天才之火浇上利益之油”的经验,中国主要就是怎么样依法使之贯彻落实、有效执行的问题了。再往后端,政府要以财政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研发投入的所得税抵扣优惠、产业引导基金等等这些机制去支持成果转化应用环节上的创新发展。

第三,从企业这个角度上,应鼓励企业家们充分发挥与科技创新相关的冒险精神,敢于大胆试大胆闯,还要有相适应的机制。对这样的胆识和独特的企业文化,社会各方应当给予理解。应该讲企业家也注定是带有明显不同于常人特点的一类人,其实他们如果从某个阶段上已经取得的财富来说,完全没有必要再费那么多心思、再做那么多的努力——被人们所肯定的企业家,一定是走到一定阶段以后,他已经完全不再考虑现在拿到的这些财富可以养我多少辈子了,他是有更升级的追求的,而这里面的冒险精神、闯劲儿、大胆去实验的事情,在前面说到的互联网创新等方面的例子中,是与之一致的,都在“烧钱”,但是其中可能由于有些运气因素或有些特定的技术路线上的不同,一个一飞冲天,一个归于失败。需要有相关的管理方面的一些机制,使这种试、闯的空间更开阔些。比如现在全中国大家都认可离不开的微信,李克强总理在说“鼓励创新就要审慎包容”时,专门提到几年前讨论微信的时候,有一派意见就说它的弊病明显,会出这样那样的毛病和漏洞,但克强总理的态度,是不能把这个微信一下掐死,要给出一定的空间在让他发展之中再观察。到了现在,谁敢说微信就十全十美?它可能还给某些方面带来一些挑战和困扰,但是没有人敢说现在可以把微信否定掉了。对于整个经济社会生活发展过程中,要有允许企业家去冒险探索的弹性空间,其重要性在微信等事例上可以体会。同时,确实也有机制上的差别。据了解,微信这个技术最早是中国移动掌握的“飞信”,但是作为国有企业它没有运行机制中间那个“烧钱”的多大可能性。体制内的办法是你动一动都要层层审批,“烧钱”如不成功责任谁来负?顾虑重重,很难批准,但它没有这个烧钱机制就做不大。另外一个现在风生水起的快递业,顺丰也是一飞冲天,但是最早在这个领域里捷足先登的,可是体制内中国邮政的那个EMS特快专递,但是它也没能做得很大。至于说风投、创投、天使投,为什么不适合由政府做?就是机制问题。风投、创投、天使投是内在于硅谷经验的,它的有限责任和它的比较优势,实话实说,是国有企业体制内这套制约之下学不来的。特别是硅谷很难设想能有咱们前两年出现的这样一种公权在手、说一不二的力量去管知识分子横向课题经费怎么报销的那么多细节,这就是高下之分。中国做得这么起劲儿的东西,在那边想都不要想,不可能。在对于企业家、对于创新者的宽容方面,其实有些事情很简单,硅谷表面上看不到政府有多少作用,但这就是它的人文关怀的一种大格局,就是它符合科研规律方面我们必须注重的经验。没必要贴什么标签,就是一个和科研规律是不是能对接的环境问题。当然后面涉及全社会,要以文化和舆论的包容性,来宽容、理解、消化失败冲击,使试错可持续和比较积极。

第四,社会上的科研生态建设除了应形成宽容失败的氛围与“有限责任”等规则之外,公益性基金会的多样化支持十分值得重视和发展起来。许多不适合或难以做到由政府直接支持的基础性研究、风险型开发研究项目,多样化的公益性基金会却有可能提供支持资金来源。这个政府、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在美国早就做得相当大了,在中国亟应重视和培育,促其健康发展起来。

国际上可给我们启发的另外一些案例在此不拟更多展开,比如工业革命,应注重瓦特发明蒸汽机引出的成功可是有一系列各种各样的社会配套条件的,包括这项发明以后怎么样能得到规模化的应用,没有当时的产权保护制度和法律规范的配套条件,没有制度环境这种适宜的“科研生态”,是不可能演变成为工业革命的成功的(可参阅贾康、苏京春《中国的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书。[5]“硅谷的故事”前面已说到,高下之分其实是在润物细无声这样的比较之下,我们才能够理解。

最后可作为第五条的,是我愿再次强调:改革的攻坚克难对于构建好的科研生态至关重要。前面所说制度创新在打开可能的技术创新、 管理创新潜力空间这方面要起龙头作用,以制度创新为龙头,调动一切潜力和活力,解放生产力,使中央所说的作为第一动力的创新发展,真正能够引领后面的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落到人本主义立场上的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大地上现实的共享发展,这里面的逻辑,应该讲是相当清楚的:这样的科技创新在第一生产力意义上,在中国条件下,强调就是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在某种意义上讲,光说科技不解决问题了。吴敬琏老师多年前就讲到在转轨的意义上,要强调 “制度高于技术”[6],如果意识到改革任务的重要性来说,这句话的积极作用就非常明显。

科研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一个很难做的要点是去行政化的问题,谈了多少年,这一轮科技改革又在谈,目前出各种各样的政策,但改来改去,行政化的东西不是少了,感觉更多了。直率地讲,是一个比较简明的事情,就是科研单位怎么样符合原来所提事业单位改革的大方向?这个改革推进过程中间,落入了“说一套做一套”的状态。当年有非常明确的文件下达,要求体制内科研单位、事业单位,以三年为期要完成改革,基本原则就是去行政化,要一直走到取消行政级别,与社会需要接轨,人员可进可出可上可下。但后来呢?文件要求的这一套完全没有兑现,一直到现在,是越来越严格地按照官僚机构来管理体制内的科研单位了。既然说一套做一套,就没有什么可讨论的空间了。

所以,我们现在寄希望于在十九大之后能够把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配套改革里所有值得肯定的顶层设计作为基础,进一步给出实质性冲破现在的既得利益阻力、深化改革这方面的全盘指导,实质性地搞好科研事业单位和高校的改革,使科研人员真正能够得到好的科研生态环境去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贡献于中国的现代化和人类社会进步。

主要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1988年9月5日,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普中国,新华网。

[3]彭鹏、贾康:《从新供给视角重新梳理和解读全要素生产率》,《财政科学》2016年第3期。

[4]贾康《供给侧改革十讲》,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

[5]贾康、苏京春:《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

[6]吴敬琏:《制度高于技术——论发展我国高新科技产业》,《决策咨询》199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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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证券网 编辑:东方财富网

上海市科委主任张全11月22日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上海证券报记者提问时表示,科创板是上海乃至全国经济未来强劲发展的发动机之一,上海市科委将从科技的角度,助力上海有更多的科技企业。上海即将建立的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中,未来一定会有若干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张全表示,科创的科技领域是一个专业化问题,是一个基础,是一个根本,没有科技特征和科技含量,必要前提就没有。而资本是放大器,好的科技产品和科技企业以及科技产业,如果借助资本,可以实现快速成长。他认为,科技原动力和资本市场相结合,对整个经济的推动放大作用以及对科技自身的成长作用都具有重大意义。

上海市科委副主任骆大进则介绍,上海市科委正在积极推进和帮助科技企业抓住科创板这一重大契机,通过在科创板上市融资,实现更好更快发展。前期工作中,上海市科委已经推动现有科技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对照未来科创板的上市标准和条件,积极加快股改。下一步工作中,上海市科委将根据科创板和注册制的要求,进一步做好企业培训和服务工作。

其次,对于有实力有能力的企业,上海市科委将支持它们加快建立自己的创新体系,真正能够利用好资本市场,将金融资本和企业创新能力有机结合,助力上海涌现出一批在全国具有创新能力的领军型企业。

骆大进表示,上海市科委和上海市有关方面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今后将进一步加强工作协同,为企业提供更好服务。

【延伸阅读】

上海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 入库即获20万至200万元支持

11月22日,澎湃新闻记者从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上海市近日引发了《关于加快本市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

根据《若干意见》提出的工作目标,预期到2020年,上海市有效期内高薪技术企业总量达到1.5万家左右,营业收入超过3万亿元,利润总额达到2800亿元,研发费用投入超过3万亿元;到2022年,上海市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超过2万家,加快培育一批掌握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

为实现上述目标,《若干意见》围绕“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程”“提升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优化创新政策环境“和”提升政府创新服务水平等四个方面,提出了12项政策措施。

其中,在降低企业技术创新成本方面,创新财政投入方式,实施高新技术培育企业研发支持机制,对入库企业给予一次性20-200万元的支持,加大“科技创新券”和“四新券”,的使用力度和支持范围;优化科技金融生态,鼓励商业银行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主动授信,拓宽高新技术企业融资渠道;落实高新企业所得税优惠,企业研发费用按 75%比例加计扣除,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开展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弥补年限延长至十年。优先保障高新技术企业用地,支持园区对入驻高新企业供房租优惠政策。

在加大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力度方面,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程,形成“发现一批、服务一批、推出一批、认定一批”的培育机制,将技术领域符合《国家重大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和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节能环保、数字创意等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以及科技与产业发展相结合的新模式、新业态,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较好市场前景的科技企业,纳入科技企业库培育。

在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方面,增强企业研发实力和水平,全面推进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及研发机构建设;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和培育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概念验证、熟化孵化等技术转化平台;加强高新技术企业人才培育和集聚,将本市各类科技创业人才计划向高新技术企业适当倾斜;加快创新产品应用推广,完善支持中小科技企业创新产品上市的政府采购政策。

在提升政府创新服务水平方面。《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减少高企认定环节和时间,取消月度数据申报、专利上报资料、查新报告、产学研合作报告等申报表格;改革申报流程,取消不合理的前置环节,用好中介机构专项审计报告内容,相关部门加强事后监管;加快审核速度,实行放开申报、即时受理,每月开展审核;加快专利审查速度,对注册在浦东的生物医药、集成电路、脑科学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产业领域的企业,可通过中国(浦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快速审查通道,进一步缩短专利授权周期,并争取扩展到全市范围”。这些举措将有效减少企业申报成本,提升企业预期,构建良好营商环境。

上海市科委主任张全介绍道,高新技术企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力量。截至今年9月底,上海市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突破9200家。2017年,上海市高企申请发明专利共计28539项,同比增长18.56%,占上海市当年发明专利申请量的52.17% ; 营业收入突破2.3亿元,实现2000多亿元的利润。其中,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企业数量占比超过80%、营业收入占比接近50%,民营企业成为本市高新技术企业主体力量。

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本市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做大做强本市高新技术产业,现提出加快本市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积极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快完善创新生态系统,全面增强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实力和市场竞争力,推动本市高新技术企业成为打响“四大品牌”、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生力军。

(二)基本原则

——坚持提质增量。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扩大高新技术企业后备队伍,在提升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质量的同时,不断扩大企业数量规模。

——坚持发挥市场作用。既注重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更要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和各类社会主体的作用,积极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和壮大。

——坚持放管服结合。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优化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服务机制和工作流程,提升服务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的能力。

——坚持市、区联动。建立健全市、区之间沟通协调和工作协同机制,发挥各区在引进、培育和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形成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三)工作目标

到2020年,全市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到1.5万家左右,营业收入超过3万亿元,利润总额达到2800亿元,研发费用投入超过2000亿元;到2022年,全市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超过2万家,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领军企业。

二、重点措施

(一)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程

1、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参照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标准,围绕本市重点产业发展领域,以及科技与产业发展新业态、新模式,由市科技、财政和税务等相关部门制定本市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入库标准和实施细则,将主营业务收入符合国家支持高新技术领域范围、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且研发投入不低于3%、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5%、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40%等标准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纳入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对在高新技术领域有重大、特色创新的企业,可一事一议。凡入库培育企业实行动态管理、跟踪服务,形成“发现一批、服务一批、推出一批、认定一批”的培育机制。

2、完善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体系。遵循企业成长规律,构建完善“科技创业团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入库培育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科技企业培育链。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升级版,举办创业大赛,鼓励和支持科技创业,为创业团队提供孵化服务,在登记注册等方面提供便利。支持初创期科技型企业发展,创新服务方式和手段,引导社会资本支持企业发展,提升初创期科技型企业持续发展能力,增加高新技术企业源头供给。

3、优化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载体。发挥科技园区、工业园区和经济开发区等企业培育载体的作用,提升孵化器(含众创空间)、大学科技园、文化创意园区等服务科技创业团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的能力和水平。符合条件的孵化器(含众创空间)、大学科技园可享受免征房产税、增值税等优惠政策。加强市区联动,开展“创新创业集聚区”建设试点,鼓励有条件的区建设产业特点清晰、创新资源丰富、技术支撑有力、孵化服务完善、生活配套齐全的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区。

(二)提升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

1、增强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实力和水平。全面推进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及研发机构建设,优先在高新技术企业和入库培育企业中建设工程技术中心、企业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鼓励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和入库培育企业参与重大工程建设、重大产业技术研发、重大技术装备研发和行业共性技术的攻关等;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和入库培育企业申报各类科技和产业化专项资金和计划。

2、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建立完善科研人员校企、院企共建双聘机制,鼓励科技人员面向企业开展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等服务;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和入库培育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概念验证、熟化孵化等技术转化平台。完善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机制,落实成果转化相关政策,支持和鼓励科技人员离岗创业实施科技成果转化或以转让的方式支持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3、加强高新技术企业人才培育和集聚。面向高新技术企业发展需求,本市各类科技创业人才计划向高新技术企业倾斜,为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高层次人才申报职称提供绿色通道,推动创新人才向高新技术企业集聚。高新技术企业紧缺急需的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学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创新团队核心成员可申办本市常住户口。

4、加快创新产品应用推广。完善支持创新和中小科技企业的政府采购政策,实施创新产品政府首购、订购和“三首”(装备首台套、材料首批次、软件首版次)等非招标方式的应用示范等政策,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技术及产品的应用推广。鼓励大企业以“众研、众包、众筹”等开放创新方式,支持和帮助科技型中小企业围绕大企业创新需求开展研发,提升创新能力和创新产品应用。

(三)优化创新政策环境

1、创新财政投入方式。实施高新技术企业财政扶持政策,对入库培育企业给予一次性资金支持,支持额度按照企业上一年度发生的研发费用10%确定,最低20万元,最高200万元。加大“科技创新券”和“四新券”的使用力度并扩大支持范围,支持更多的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创业服务机构为初创期科技型企业、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提供研发与转化服务。

2、优化科技金融生态。建设完善科技金融信息服务平台,推广小巨人贷、履约贷、微贷通等科技金融创新产品,不断拓宽高新技术企业融资渠道。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同时,鼓励商业银行为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主动授信,并结合风险补偿、政策性融资担保等方式,着力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加快发展各类创新创业投资基金和产业基金,放大政府引导基金的杠杆作用,与银行融资产品探索形成投贷联动。鼓励高新技术企业改制上市,开辟上市绿色通道。

3、为高新技术企业降税减负。落实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企业研发费按照75%比例加计扣除,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开展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弥补年限延长至十年。鼓励科研人员实施科技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企业给予科研人员符合条件的股权奖励,可按照规定享受分期或递延缴纳个人所得税政策。优先保障高新技术企业用地,支持园区对入驻高新技术企业提供房租优惠政策。

(四)提升政府创新服务水平

1、优化完善认定流程。简化认定工作流程,按照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企业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的要求,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过程中,着力减表格、减环节、减时间。取消月度数据申报、专利上报资料、查新报告、产学研合作报告等申报表格。改革申报流程,取消不合理的前置环节,用好中介机构专项审计报告内容,相关部门加强事后监管。合理界定研发费用归集范围和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加快审核速度,实行放开申报、即时受理、每月审核。

2、加快专利审查速度。对涉及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文化创意等国家重点发展及本市重点鼓励的高新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可按照规定,由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推荐请求优先审查,加快专利授权速度。注册在浦东的生物医药、集成电路、脑科学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产业领域的企业,可通过中国(浦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提出专利快速审查,进一步缩短专利授权周期,并争取扩展到全市范围。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协调

各有关部门、各区政府和各园区管委会要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充分认识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把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要充分发挥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指导小组的组织、服务和协调作用,建立完善部门会商制度,加强统筹指导和协同推进。

(二)完善工作机制

各有关部门、各区政府要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明确工作目标,落实服务机构,制定工作方案,安排专项经费,做到上下联动、协同推进,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着力扩大政策的覆盖面、知晓率和兑现度。

(三)加强统计监测

有关部门要组织开展高新技术企业动态监测工作,加强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跟踪和分析,定期发布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报告,通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结果。(来源:澎湃新闻)

(文章来源:中国证券网)

(来源:中国证券网 2018-11-22 11:35) [点击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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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半年报披露收官。半年报除详细表述各家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同时透露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情况。二季度正值A股重挫之时,机构持股有什么新动向吗?

证金:持有

43家公司4.9%股份

截至8月30日晚上七点,证券时报数据中心统计,在半年报中,证金共现身344家公司的前十大股东之列。其中,二季度证金新进万华化学(600309)、上海银行(601229)、福耀玻璃(600660)等10家公司,增持了复星医药(600196)、贵阳银行(601997)、片仔癀(600436)等86家公司股份,减持新城控股(601155)、贵州茅台(600519)、东阳光科(600673)等21家公司股份。

金融股依然是二季度证金青睐的品种。在四大行中,证金二季度主要增持了农业银行,持股比例由一季度末的0.32%升至0.53%,还增持了贵阳银行、上海银行等城商行股票,在保险公司中重点增持了新华保险(601336)、中国太保(601601)。地产股也是证金二季度主要增持品种,如四川的地产发展商蓝光发展(600466)上半年营收、净利分别同比增长24.38%、118.84%,尽管股价不振,但二季度证金对其持股由一季度末的3465万股增至1.1亿股,持股比例由1.17%增至3.69%。此外,证金公司还增持了较多属于生物医药、电子等板块的上市公司股份。

值得一提的是,证金持股占总股本比例达4.9%的公司已达43家,都是清一色的沪市上市公司。在这些接近举牌线的公司,证金大部分都是沿袭一季度的持股未动,少数公司新进的,其中,二季度环比一季度增持幅度较大的公司包括浙能电力(600023)、中国铝业(601600)、白云山、航天信息(600271)等。

北上资金与QFII:

投资风格迥异

随着6月1日起A股已正式被纳入MSCI指数,同时6月12日外汇局表示将取消QFII和RQFII资金汇出和锁定期限制,二季度是海外资金增持A股的重要窗口期。

证券时报数据中心统计显示,截至二季度末,以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为名义的北上资金已入驻410家公司前十大股东之列,当季以增持与新进为主,中国软件、方大炭素(600516)、汉钟精机(002158)等21家公司在二季度获得北上资金超过一倍的增持,仅减持了83家公司股份,光迅科技(002281)、青岛啤酒(600600)、平煤股份(601666)、中科三环(000970)遭其减持比例超过五成。

截至二季度末,北上资金持股占总股本比例超过10%的公司有11家,上海机场(600009)、恒瑞医药(600276)、水井坊(600779)的持股比例最高,除了略有减持上海机场,其他公司均有不同程度的增持,而这些公司主要集中于医药、食品饮料等大消费板块,继续凸显了北上资金的投资偏好。

二季度QFII也加快了布局脚步。据统计,截至二季度末,251家公司前十大股东中出现了QFII身影,其中,QFII在二季度新进或增持了121家公司股份。与北上资金投资风格不同的是,QFII对大消费板块并没有明显偏好,反而在二季度增持公司更多集中于化工、机械设备、建筑材料及装饰、电气设备等周期性行业。此外,在医药生物、交通运输、公用事业等板块也有涉足。

社保 养老金:

涉足非传统白马股

据证券时报数据中心统计,在二季度末,社保基金现身于528家公司前十股东,其中,医药生物、化工、电子及计算机是社保基金二季度重点增持的品种。不过医药生物也是社保基金减持较多的主要品种,具体来看,社保基金二季度重点增持了白云山、天士力(600535)、仙琚制药(002332)等,整体降低了对片仔癀、人福医药(600079)、山大华特(000915)等配置。可见,社保基金对同一资产的配置腾挪空间还比较大。

社保基金二季度还对一些非传统白马股进行大量增持,包括养元饮品(603156)、拓普集团(601689)等。以养元饮品为例,公司上市后不久即破发,市场争议也比较大,半年实现营业收入41.63亿元,同比增长13.55%;净利润13.08亿元,同比增长30.78%。该股在二季度流通股东出现了大变脸,不过社保基金111组合在一季度新进后,二季度继续大幅加仓,作为第一大流通股东,持有该股近800万股。拓普集团在二季度也获得社保基金113组合、418组合、502组合、114组合等联袂增持。

此外,养老金账户自去年二季度首次现身A股市场后表现依然低调,在2018年半年报中出现在15只个股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新进公司包括蓝焰控股、伟星股份(002003)、国药股份(600511)等。

相比前两年的风头十足,险资在A股市场中近来低调了许多,不过仍是举足轻重的投资者。二季度险资持股较一季度整体变动并不太大,增持板块集中在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地产与医药板块也是险资加仓的重点区域。此外,险资依然喜欢扎堆持股,典型如神马股份(600810),作为今年大牛股,公司上半年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655.60%,二季度泰康人寿、平安财险、众安在线财险等多家险企新晋前十股东名单,紫光股份(000938)、国星光电(002449)也获得多家险企集体增持。

值得一提的是,在可统计的约3400家公司中,二季报股东户数环比一季度缩减的公司高达2200余家,而股东户数环比上升的公司则有1100多家。一般来说,股东户数是衡量筹码集中度的主要指标之一,股东户数下降意味着筹码趋于集中,反之,股东户数上升意味着筹码趋于分散。这意味着,在A股市场中,尽管二季度大盘下跌,但多数公司的筹码反而更趋于集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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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指三连阳收复2700点 金融股与地产股联袂走强雄安概念掀涨停潮

小心疯狂背后的陷阱



这一波段自2449以来的反弹(创业板1884至1415边),先是券商股集体反弹,然后是超跌地价股.壳资源股.创投股.高送转概念股及四高股等走强,按热点节奏看,小波段反弹高潮之后,将是分化期.




上证周线前面提过,现在看看月线:



再看看上证季度线:



再看看年线:



大暴跌即将到来!你还有最多四十个点左右的逃命机会!

外围马上变脸!

大盘今天权重表现得很好,券商、水泥、地产都有不错的涨幅,沪指到2700点上方,

回补了缺口,短线压力位在2720附近,支撑位在60日线,后面需要观察蓝筹板块能否持续拉升。


很多人看到了创投跟当年的雄安有一拼,这不盘中雄安暴动!


消息面房地产贷款松动引起上涨,银行、券商本是拉指数的板块,加上券商日线还在加速这波技术指标完成5浪行情。创投板块风险来了,因为龙头还在坚挺着,所以5浪还在吸引人进场追涨接棒。但创投一些个股开始出现了这波行情的头部下跌,不断提醒,注意安全。


中小创受到退市新规的影响,今天大跌,但创业板回调一天也不能说明风险!短期来看只要不跌破1370点依然还有继续上攻的走势。

持续到周四时间窗口回调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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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6月15日),A股再次陷入“世界杯魔咒”。据统计,在过去14次世界杯比赛期间,全球股市下跌率高达78.57%。6月14日,世界杯开赛,A股全线收跌。

三大股指低开低走,沪指不断刷新一年来最低点位,收报3021.90,跌幅为0.73%;深成指失守10000点整数关口,收报9943.13;创业板跌幅为1.89%,收报1641.66。

板块方面,银行、煤炭、房地产、保险板块涨幅靠前;钢铁、航空等板块由涨转跌;食品饮料板块跌幅居前;5G概念股集体上扬,奥士康、中富通领涨;体育产业、知识产权、国产软件等题材股全线重挫;华仪电气、华西能源、商赢环球等多只个股盘中集体闪崩跌停。

房地产板块开盘活跃,龙头荣安地产强势封板,龙二泰禾集团大涨6%,大龙地产、保利地产、新城控股涨4%,阳光城跟涨。

煤炭板块逆势走强,郑州煤电涨近8%,大同煤业、山煤国际、恒源煤电、平煤股份、新集能源、大有能源、西山煤电等涨超3%。

个股闪崩潮再现 股权质押拉响警报

继昨日多只个股闪崩后,今日闪崩潮再现,沪深两市跌停个股数量超过50只。股权质押再次拉响警报,这次不止是预警或补仓,而是进入真枪实弹的平仓。

据券商记者统计,受到股价持续下跌影响,仅6月以来,两市已有11家公司宣告股权质押存在平仓风险,触发平仓线股份累计13.12亿股,估算涉及市值80.45亿元,其中华谊嘉信已经完成两次平仓。

据统计,参照中证登披露数据,两市已经有3447股涉及质押,占两市所有个股的97.76%,市场“无股不押”特征仍在延续,质押股份合计达6130.16亿股,估算整体质押市值达到5.81万亿元。

这意味着,相较沪深两市总市值59.77万亿元(截至6月14日),全体质押股份的市值占比已达到9.72%,换言之,沪深两市已经有近一成的市值处于质押状态。

财通证券认为,股票质押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上市公司的融资需求,且具备了成本低、效率高、业务灵活、资金来源广的特点,业务发展极为迅速。但其本身存在着很大的风险,股票质押的风险来源于“对赌协议”的不确定性,如股市行情的不确定性、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等。

考虑到经济预期偏弱,叠加企业融资条件收紧,融资需求较大的高质押比例股票更易面临流动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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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xr和xs区别 xs又出新问题还值得买吗2018-11-16 10:55:35发布:股城理财

近段时间以来,全球主要智能手机生产商都发布了新品手机,每个智能手机生产商发布的手机都各自有亮点,而苹果新手机依然获得了很多果粉们的关注。不过苹果发布的三款新手机最让人们难以取舍的是苹果xr和xs,大概是这两款新手机差不多吧,那苹果xr和xs区别是什么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xs还值得入手吗?xs还值得入手吗?

苹果xr和xs区别在苹果新品发布会召开后不久,就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了,售价过万的max买的人比较少。从网上多如牛毛的文章来看,苹果xr和xs区别非常细微,但是对于中国人的需求来讲,xr更适合果粉们购买,下面,来看看都有哪些理由。

首先,苹果xr比xs便宜,便宜了2000多元,这对于很多普通上班族来说,这就是一笔巨款,尤其是对于小编来说,2000元是小编工资的三分之一,挣钱不易啊,要省着点儿花。所以,很多想买苹果手机但是预算不高的朋友们更愿意买xr。

其次,有外国的拆卸机构专门把苹果xr拆解了,根据拆解报告来看,xr的内部零件和xs没有多大差异,也就是说苹果xr和xs区别是没有差别。两款手机都是用A12仿生处理器,最核心的配置两款手机也是一样的。

最后,中国人用手机最喜欢双卡双待,没有双卡双待的手机,大家一般都不买。今年的苹果xr支持双卡双待,而xs是单卡,所以大家都选择xr也是有原因的。不过这还与xs有很多缺点有关。

从网上报道的消息来看,苹果xs有很多缺点,比如,无法激活、WIFI信号不好、屏幕有绿线、续航能力倒退、手机发热厉害等等问题,所以2018年置换新手机,苹果xs还值得购买吗?大家心里有答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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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旅游已经成为越来越大众化的消费方式。然而,与群众对旅游高需求不相匹配的是,景区导游随意讲解、歪曲历史等现象却十分常见。近日,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发起的调查问卷中,97.4%的受访者表示,去旅游景点会听讲解。但景区讲解中,最常出现的讲解偏离景点本身和胡编乱造、前后矛盾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旅游整体质量的提升。

旅游本身是人们增长知识、丰富阅历的过程。对游客来说,借助导游讲解可以详细了解景区的历史文化;对景区而言,优秀的导游讲解对于塑造景区良好形象、彰显景区服务是必不可少的一环。然而,一些导游在景区进行讲解时,不愿深入研究景点的历史文化,仅仅为了吸引游客的注意,大谈野史、信口开河,甚至为了迎合游客的猎奇心理,不惜凭空杜撰、为奇闻异事添油加醋。凡此种种,一方面,严重影响了游客的旅游体验,给游客的知识建构造成偏差;另一方面,导致景区形象受损,不利于旅游产业的长期发展。

这一现象应该引起我市一些旅游机构和旅游工作者的足够重视,并引以为戒。要看到,近年来,由于历史文化景点较多、军事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我市旅游业迎来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诸如元中都遗址、长城遗迹、泥河湾博物馆、吉鸿昌将军纪念馆、野狐岭军事要塞等历史和红色文化景点正逐步趋热。面对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导游如果在解说时,随意解构、颠覆历史人物、事件、细节,让历史成为了被“随意被打扮的小姑娘”,把错误的历史观传递给游客,势必会对本地历史人文形象形成负面影响。

旅游是一种以体验为主的消费,大自然钟灵毓秀的造化、千百年历史的丰富馈赠中运藏的美好体验,本就不应该被肆意“篡改”、随意发挥。为了规范旅游讲解,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感受,导游讲解应该制定严格的管理体系,加大导游的学习培训力度,提高导游职业的准入门栏,自觉摒弃拿野史当噱头的低俗营销心理。只有让导游在讲解时树立尊重历史的敬畏之心,才能让游客在游览过程中真正体会到“诗与远方”。(张雅迪)

责任编辑:郭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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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A(000002)2018年中期业绩推介会周二上午举行,全景·路演天下全程直播。关于租赁市场,总裁、首席执行官祝九胜表示,这是一个传统、古老的市场,历史上由众多分散的业主提供给分散的需求者,也就是C2C的业务,运作表面上没有什么规律,但其实是最市场化的,因其提供方和享受方都很多。

他指出,近期有很多机构想参与这个市场,但占比非常低,如果考察一个机构在城市租赁市场的参与度,就会发现目前机构作用非常有限。祝九胜表示,万科把租赁业务作为核心业务,因为坚持为大众服务与万科作为“美好生活服务商”的战略是吻合的。

祝九胜介绍,万科对租赁市场有三个定位,一是不忘初心。他表示,每个城市都有新进入的年轻人,应为他们提供性价比较高的租赁住宅或居住方案。二是响应号召,社会有这个需求,党中央也把租售并举作为一个要求,万科一定会响应。三是积极探索,机构介入租赁市场确实还是相对新鲜的事情,万科开业较早的厦门、广州也就是几年内的事情,正因为它是一个新生事物,所以大家应该对其加以耐心。万科正在寻找适当的方式培养这个业务。(全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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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仙剑主线热点全面杀跌 机构认为“高送转”仍有绝佳机会 管理系统

本报长沙讯 " 噪音扰民的问题有没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察看,拿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几天内整改到位了?有没有第一时间上门与周边居民群众做好沟通工作? "11 月 17 日上午,长沙市天心区委书记朱东铁在休息日冒雨走进社区、厂房等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 回头看 " 重点案件现场,督查整改落实情况。

自 10 月 30 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湖南省以来,截至 11 月 16 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 回头看 " 向长沙交办的信访件中,天心区共有 46 件,其中重复件 2 件、反复件 5 件,共投诉 10 次,主要涉及噪音、扬尘、废水外排等。

天心区积极配合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 回头看 " 工作,针对信访案件尤其对群众关注度较高的重复件、反复件,朱东铁一一进行了现场督查,对进一步整改措施提出具体要求,强力推进整改落实。

" 噪音扰民凸显时段主要集中在晚上休息时间,尤其是老人、小孩等特殊人群很容易被噪音影响,你们有没有晚上休息时段到现场察看过?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落到实处,坚决杜绝 " 表面整改 "" 虚假整改 "" 敷衍整改 " 等现象。" 朱东铁一行先后实地督查了长沙理工大学金盆岭校区 C9 栋、金碧文华小区麻将馆、长沙纸匠再生物资有限公司、市联通公司大楼的空调和生产经营噪音扰民问题。

" 对于这些重复件和反复件,各级各部门要按照责任更到位、工作更务实、基础夯实的要求,实实在在为信访人解决问题,快办快好。" 朱东铁强调,要认真对待群众反映的环保问题,并结合网格化管理、基层治理上创新具体措施,以工匠精神和绣花功夫,找到化解在早、化解在小、化解在基层的具体办法,确保问题发现早、处理快、效果好,向天心广大人民群众和中央环保督察组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通讯员徐拓 潇湘晨报记者李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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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时代周刊

原标题:平安集团首设三位联席CEO

平安集团同时设置三位联席CEO,并不改变在董事长领导下的“执行官+矩阵”的集体决策机制。联席CEO机制的最大挑战,是内部协同和决策效率问题。

本刊记者杨练/文

12月14日,()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在深圳召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完善公司执行委员会决策机制和组织体系的议案》。根据董事会决议,中国平安增设三个联席首席执行官(下称“联席CEO”)岗位,由李源祥、谢永林、陈心颖担任。在集团董事长/CEO马明哲的领导下,三位联席CEO分别统筹管理个人、公司、科技业务,对三大业务群实施统一领导、专业分工。

董事会表示,在集团执行委员会现行“执行官负责制”的基础上,设立联席CEO集体决策机制,使之成为公司一项重要的制度化组织体系,将有助于深入贯彻、持续践行“集体决策、分工负责、矩阵式管理”的公司经营决策机制。

延续和深化

近年来,中国平安逐步形成了清晰的“个人业务+公司业务+科技业务”三大事业群及架构。特别是近三年来,这三大业务群分别在集团副首席执行官李源祥、集团副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谢永林、集团副首席执行官陈心颖的领导下,取得了良好发展,促进了公司整体经营业绩持续健康增长。

实践证明,这一战略布局与业务结构,以及以“执行官负责制”为核心的决策管理机制,其成效是显著的,对公司战略转型、整体风险管控及可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决议指出,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执行委员会工作细则有关规定,借鉴全球公司治理最佳实践,在公司执行委员会现行“执行官负责制”的基础上,增设联席首席执行官岗位。

根据董事会决议,李源祥出任公司联席CEO,分管个人客户综合金融业务。李源祥获得剑桥大学财政金融硕士学位,于2004年加入平安,历任平安寿险董事长特别助理、总经理及董事长。现任平安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副首席执行官兼首席保险业务执行官。

谢永林出任公司联席CEO,分管公司客户综合金融业务。谢永林获得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及理学硕士学位,于1994年加入平安,从基层业务员做起,曾在平安产险、寿险、集团、银行及证券部门担任要职。他于2016年9月起出任平安集团副总经理,并于2016年12月起出任平安银行董事长至今。

陈心颖出任公司联席CEO,分管科技业务。陈心颖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气工程学和经济学双学士学位、电气工程学及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她于2013年加入平安,担任本公司首席信息执行官、首席运营官,2016年1月起担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至今,并于2017年10月起出任公司副首席执行官。

按照平安公司治理制度,董事会在休会期间,授权公司执行委员会集体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过去20多年,平安执委会一直采用“执行官+矩阵”集体决策机制和模式。所谓“矩阵”,是个人业务、公司业务、科技业务三大事业群条线执行官,与财务企划、人力资源、投资决策、稽核风控、关联交易、品牌传播等职能执行官,形成共同决策、分工负责、权责清晰的架构,确保任何重大经营管理决策,都由业务执行官和职能执行官集体参与,实行业务执行官和职能执行官“集体决策、分工负责、矩阵管理”的模式。

这一集体决策模式机制可确保任何重大决策均有多位执行官参与,确保执行“有主有辅”的责任体系。此次设置三位联席CEO,集团内部的分工更加清晰、责任更加明确,将更好地发挥现行集体决策机制的作用,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和决策制度化流程,更符合平安综合金融风险管控的需要,有利于公司长期可持续稳健发展。

平安高管团队人才济济,为什么公司董事会选择聘任李源祥、谢永林、陈心颖这三位高管担任联席CEO?

平安集团资深副董事长孙建一称,他们三位是目前担任集团联席CEO的最佳人选。在被聘任为联席CEO之前,李源祥、陈心颖已分别作为集团副CEO,谢永林作为集团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在现行集团执委会决策制模式下,分别统筹管理个人、公司、科技业务三大业务群已有近三年时间,均取得了优良的业绩,各项业务转型改革卓有成效。他们用其实践业绩证明,平安的三大业务群结构以及“执行官+矩阵”决策机制是科学合理的,模式是行之有效的。此次聘任三位联席CEO,是对这一机制和模式的延续与深化,有利于进一步完善集团“执行官+矩阵”决策机制。

孙建一强调,公司高管由董事会任命,包括联席CEO在内的高管任期和本届董事会的任期一致。

设立联席CEO职务后,马明哲董事长的职务和职责是否会发生变化?

孙建一认为,马明哲是平安的创办人,是集团的掌舵者,带领平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带领公司成为全球市值第一大保险集团。特别是近10多年来,他领导和构建了公司“金融+科技”、“金融+生态”的战略模式,无论是商业模式的创新、金融科技及医疗科技的创新、人才梯队的培养等方面,马明哲都为公司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目前,平安的“金融+科技”、“金融+生态”战略转型正处于关键的阶段,当前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公司仍需要马明哲作为领头人,继续带领整个平安坚定不移地推进转型,迎接新时代的重大机遇和挑战。马明哲仍然作为集团董事长/CEO、执行委员会主任,特别在未来公司的重大战略转型、商业模式创新、科技创新、人才梯队培养和文化建设等方面,继续发挥不可缺少的核心领导作用。

在联席CEO岗位设立后,未来,在马明哲的领导下,三位联席CEO分别领导、负责三大业务事业群,这是对平安现有经营决策机制的延续和完善,执委会决策机制维持不变,将让业务执行官、职能执行官的定位更加明确,职责更加清晰,重点更加聚焦,协同更加有力。

风控和挑战

实际上,平安是最早引进并采用国际标准公司治理结构和管制模式的金融科技集团。为确保风险管控和经营稳健,10多年前,公司就引进了国际领先的风险评估系统、工具、防御机制,建立了符合国际标准和中国国情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上述“执行官+矩阵”集体决策模式,具体就风控而言,业务执行官负责业务风险、投资风险、操作风险等管控,同时,职能执行官通过内控、合规、稽核、品牌等风险管理环节交叉,在制度流程上进一步强化全面风险管理。

此次增设三位联席CEO,分别领导“个人、公司、科技”三大业务群,与风险管理、内控合规职能执行官一起,对各自分管“条线”形成更深入、更全面、更清晰的矩阵式管理,是对现有风险管控模式的强化与升级,有利于持续提升公司经营管理水平和抗风险能力。

当被问到作为平安集团的总经理,和集团联席CEO之间的角色关系是什么时,平安集团总经理任汇川表示,作为集团总经理,我原来所负责的工作和职责均不变,在马明哲董事长的领导下,继续与各执行官按照“执行官+矩阵”集体决策机制,紧密协作。本次三位联席CEO的任命,集团各业务条线执行官目前的分管分工更加清晰,各执行官分管的专业公司或专业职能更加明确。在董事长的领导下,我具体负责和分管大资管条线,负责集团层面行政协调、政府关系和品牌文化建设,与各位业务执行官、职能执行官一起,在集团“执行官+矩阵”决策机制和“集体决策、分工负责、矩阵管理”模式下,为集团战略发展继续努力。

根据相关资料统计,世界500强企业中有近30家公司采用联席CEO机制。国际上著名大型企业中,摩根大通的联席总裁制是类似联席CEO机制,高盛、花旗等金融集团也曾实行过联席CEO机制。科技公司中有甲骨文和摩托罗拉等案例。在中国,华为的轮值CEO制也是一种值得学习的集体决策机制。

市场担忧的是,虽然国内外有不少设置联席CEO的公司,但同时设置三位联席CEO的并不多,联席CEO机制的最大挑战,是内部协同和决策效率问题。平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孙建一坦言,的确,联席CEO模式成败的关键在于内部的协同、沟通、决策效率。平安的“执行官+矩阵”的模式,已历经十多年的实践和摸索,经过长期内部磨合,已逐渐实现了流程化、制度化,融入了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文化,其运作已较为成熟。我们对于进一步发挥联席CEO机制的积极作用、克服决策效率上的挑战充满信心。

为此,平安做好了最关键的两方面的准备,一是机制保障,二是文化保障。

从机制保障来看,平安“个人业务、公司业务、科技业务”三大业务群的战略布局、“执行官+矩阵”的决策模式,已经在实践中探索、运行多年,三位联席CEO和职能执行官们在日常工作的配合、协同中,积累了一整套成熟的方法和丰富的经验,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未来,若出现联席CEO和职能执行官经反复协商无法解决冲突与分歧的情况,将提交集团董事长/CEO做出决定。

从文化保障来看,平安成立30年来,之所以能够实现稳健较快的创新与发展,与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简单务实、精诚协作”的企业文化分不开。具体来看在平安内部,无论是业务执行官、职能执行官,还各专业公司和部门,都能够以公司价值最大化为宗旨,团结一致,高效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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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根据香港市场调研公司Counterpoint Research的数据显示,美国苹果手机在印度市场的销量正在逐年下滑。2017年,苹果公司在印度手机销量达到300万部,今年数据大幅缩水,初步预计仅为200万部,将达近四年来印度市场销量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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